面對華北危局，蔣中正以「安內攘外」來應對，作者認為，「安內攘外」政策，是基於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要擴大中央政府的統治基，全面收回統治權不完整的7個省；第二個因素是要消滅反側，消滅共產黨；第三個因素是，迴避與日本作戰。戰前，日本是天皇體制，對天皇體制而言，絕對不能容許搞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它視共產黨為天敵。所以對蔣介石的反共政策，在東京的日本政府是樂觀其成的。
此外，作者還點出，「安內攘外」除了「忍耐待時」之外，還有「日蘇先戰」的戰略，作者特別提醒，在傳統思維中，我們認為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是侵略中國，可是很少人記得日本曾經趁蘇聯共產革命之際，佔領了西伯利亞4年。對日本來說，她的大陸政策包括西伯利亞，這個日本人知道，蘇聯不會不知道。中國是弱國，日本從沒有將中國放在眼裡。作者比對日方 1907年的〈國防方針〉，第一假想敵就是俄國，1918年、1923年、1936年，假想敵順位調整為美、蘇、中(1936 年再加入英)，戰略目標為南北並進，陸軍仍以對蘇作戰為目標。
同時，1932年起，雙方邊界衝突不斷，早期平均7天軍事衝突一次，到了1938年，平均2天軍事衝突一次，實際上，雙方劍拔弩張的情勢是存在的。客觀情勢如此，那如何證明蔣中正有期待「日蘇先戰」的想法呢？作者舉幾個最具體實例，在蔣先生1933年10月的日記，有7次提到如何應付日本對蘇聯宣戰；1936年3月日記，共有6次在作沙盤推演，他期待日本跟蘇聯作戰，日本屆時將依賴中國，他如何利用日本依賴中國時，順勢把東北主權要回來，這是蔣先生的期盼。
國內過往研究八年抗戰的論著，多偏向中國方面的戰略部署，作者發揮掌握日方資料的優勢，將日本的戰略部署分為「軍事決戰期」、「政治主導期」、「封鎖邊境期」、「太平洋戰爭期」等四個階段；對應於中方的全面應戰則區分為五部曲，即「政略與戰略的並用」、「上海出擊」、「華中防禦」、「以緩應急」、「苦撐待變」。
作者對日軍的評價是：初期的「輕敵」，後期則陷於戰略、政略的連番錯誤。「封鎖邊境期」原想封鎖中國，不料引來英、美等國的禁運及反封鎖，且倉促發起「太平洋戰爭」，作者引日本參謀總長秋山元在御前會議的發言：「北方地區的冬季酷寒，不宜用兵，實屬保證日蘇互不侵犯的最佳緩衝期；就此而言，為避免陷入兩面作戰，冬季正宜向南方進軍」。直接證明日軍戰略思維短淺。
戰後「以德報怨」非平空而來，作者認為主要是蔣中正不念舊惡，且寄望世代友好。最具體的事證就在遣返日本軍民，以中方提供的待遇為最佳；他也策略性的利用日軍協助接收，這是另類收編外籍傭兵。蔣中正退守台灣長期借重日本軍官協助練軍，即繼承此一脈絡而來。
本書的作者和以往研究蔣中正的學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以大量來自日本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並以〈蔣介石日記〉作為輔助，這是難得的雙重優勢，也是最與眾不同的特點。作者在首章闡述的有關蔣中正和日本的淵源，以及日本對他的人格成長、生活習慣、人生觀還有做事態度的影響，讓筆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從未想過，日本對蔣中正竟然會有這麼深遠的影響。
作者除了介紹蔣中正在日本的求學歷程，還大量引用蔣中正在不場合時的演講內容還有他的日記來，利用本人最真實的話語，來證明日本對他的影響之深。由於作者留日的背景，使他得以引用大量日本方面的檔案和資料，補足兩岸學界對於早期蔣中正認識的盲點，同時也更能使讀者相信，他早年在日本的人生經歷是造就後來的他的真正關鍵，同時也打破了我過去認為蔣中正是因為學習德國才有後來的言行舉止的迷思。
至於第二章，日本政府在北伐運動前後對蔣中正態度和關係的轉變，我的觀點和作者基本上沒有分歧，甚至可以說相當認同，不過在這一章的最後關於蔣中正對日本態度的轉變，我認為交代的有些不清楚，因為作者在這裡舉出了幾個蔣中正對於日本態度轉變為怨恨的例子，但這些例子當中，時間最早的是自1928年5月11日起，蔣中正在日記中開始稱日本為倭寇、稱日軍為倭軍，而隔天的日記甚至有認為五三慘案比揚州十日還要慘痛的字句，到了5月14日，更開始有「每日必記滅倭方法一條」的舉動。不過，從5月4日事情到5月10日這段時間，蔣中正這期間的心路歷程究竟如何？
儘管作者在這裡有引用蔣中正的日記交代5月3日當天蔣中正的親身經歷，5月7日對日軍蠻橫要求的看法，還有5月10日他對日軍行動的反應，但卻沒能具體呈現出他在這一個星期中，內心世界轉變的過程，以至於5月11日的日記內容語氣顯得有些突兀。
而第三章九一八事變的部分，我自國、高中時期就對教科書在這一段歷史闡述抱有很深的疑問，因為字裡行間感覺就像是在拐彎抹角的說蔣中正親令東北軍不抵抗，主動放棄東北以息事寧人。為此我曾和當時幾位熟悉的歷史老師詢問，但他們給的回應都是蔣中正下令東北軍不抵抗、張學良想返回東北抵抗卻被蔣先生阻止、東北軍全體將士含淚帶恨、忿忿不平地遵循命令退入關內，有人甚至在回答的過程中語氣有些義憤填膺。當時畢竟沒有查資料的能力和管道，因此也就接受了老師們的說詞。
但到了高三那年參加政大歷史營時，有幸上了一堂劉維開老師的課，結果在談到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劉維開老師的解釋不僅僅是讓我耳目一新，甚至讓我過往對九一八事變的認識和觀念徹底崩塌了。劉維開老師以他過往在國史館工作時看的檔案為證據，在課堂上點明，九一八事變發生當天，張學良就已經得到消息，並且下令東北軍不抵抗，而事發當時他的判斷是這次的事件就和先前的「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一樣，只是關東軍尋釁，想藉故引發事端，而不認為是日本侵占東三省的行動。此外，老師還進一步指出，蔣中正是在事發2天後才知道這件事。
從此以後，我就再也不相信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的作為和蔣中正有關了，甚至對這種說法此嗤之以鼻，而至於對張學良的看法僅是認為他當局者迷，誤判情勢導致東北丟失其實情有可原，但對於九一八事變蔣中正和張學良分別該負多少責任，這閱讀本書之前尚不敢妄下定論。
作者評論九一八事變時點出，除極少數英勇抗爭和犧牲外，東北軍非僅無力且無心抵抗。事變初期20天，東北軍179505人中，竟有88900人投降，佔全軍比例的49.5%，其中吉林省的軍隊69481人(事變前全省80944人)，剩下的為遼寧省的軍隊19419人(事變前全省78666人)，黑龍江省沒有軍隊投降(事變前全省19895人)。各地維持會也紛紛成立，主要成員幾為張作霖系統，特別是楊宇霆、常蔭槐所部官僚，以及因配合日本經濟開發事業而致富的新興實業階級。
以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為例，9月21日開城迎敵，28日宣布「獨立」，10月6日向關東軍提供300000元政治獻金，吉林省在「九一八事變」後，銀行只停業10天，10天之後就正常營運了，因此作者認定熙洽根本就是「關東軍預埋的伏線」。而遼寧省在「九一八事變」後，各個自治縣成員50%是原來縣長，25%是前任縣長，25%是由商會會長擔任，這種種數據說明了，關東軍控制東北不是9月18日才開始，在9月18日之前，實際上它已經控制了遼寧省和吉林省。
我同意作者在本章的論點，即張學良從來沒有真正的控制東北，整個東北是幾乎是支持關東軍的，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滿州國可以順利成立的原因。
我甚至可以毫不諱言，東北會在短時間之內就被日本侵占，其關鍵原因，就在於東北軍的全面失控，張學良不僅誤判形勢，他也必須為此絕大部分的責任。而蔣中正儘管事前犯下沒有意識的日本意圖和高估張學良能耐的失誤，作為國家領導人，他自然得檢討自身的責任，但要他負起丟失東北的直接責任，並不公道，畢竟他在九一八事變所扮演的角色，僅僅是一個「被告知者」。
但我有兩個疑問，九一八事變當日，東北軍選擇不抵抗，然而「不抵抗」的定義，究竟是指一時一地，還是東北全境？數十年來論究九一八事變的史家似皆乎不曾專題處理。1933年熱河淪陷，次年7月13 日至24日，蔣中正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發表演講，即稱「九一八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則改稱「日本現在強佔了我們東四省」；12月，假徐道鄰的名義發表〈敵乎？友乎？〉，也明確指稱熱河為東北第四省。對此，作者點出蔣的結論，「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責任」。當時輿論交相指責的「不抵抗」政策，
蔣中正顯然不願意承受，但「不抵抗」的底線該怎麼認定？作者其實看到了問題所在，卻吝於處理這個議題，這是相當可惜的地方。
其次，以東北軍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論，作者舉證東北軍接近一半在20天內投降，但又接受劉維開老師《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的論證，「尤其是九一八事變時期原不及撤退的東北軍，大部化成東北義勇軍，仍留在東北打游擊」。雖然劉維開老師所指的是來不及撤退的東北軍，而非投降的東北軍，但投降者難道沒有不及撤退者？若能有一較詳細的交代，至少可以為讀者釋疑解惑。
最後我再對華北危局和「安內攘外政策」的部分評論，作者解釋蔣中正的「反蘇剿共」藏有一石三鳥之計，一則可消滅反側；二則削減地方勢力；三則可迴避對日作戰。在處理《塘沽協定》及後續應對上，蔣中正堅持不立正式文書，只接受局部停火協議，更不能涉及東北。但牽連所及，既有關內關外通車、通郵問題，還有日方要求的華北自治。國府方面也就前後推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駐平辦事處」、「冀察政務委員會」，但求在名分上不失主權。作者形容這是「金蟬脫殼」之計，且可避免華北失控，都是出於蔣中正的謀略，也是作者描述史實之際得出的新解釋。
作者解釋這一段歷史最精彩的部分是他看到蔣中正因能通過不同管道取得日本情報，得以掌握日方內部矛盾。是以華北危局看似日本關東軍和天津軍在華北不斷滋事，但來自日本軍方不同派系如「皇道派」和日本軍部的情報，同時讓他了解關東軍在華北的蠻橫霸道，只是有限度的行動；而軍部也只承認以長城為其邊境線，逾線不予支持，所以他只要在適當時候「表態」即可勉強過關。
在作者的新詮釋下，蔣中正在這一段歷史的地位不僅相較於過去有所抬高，甚至也展現出他是一個日本通的新形象。從表象看，日本在華北步步進逼，蔣則是一再退卻，但這其實是「忍耐待時」的表現。其實蔣從退卻中爭取到不少緩衝時間，且能從退卻中爭取主動，具體表現就在剿匪方面，並找到「經營西南」的把握和自信。
這一個部分比較有問題的是作者提出的蔣中正有「日蘇先戰」想法的論點，蔣中正期待日、俄發生大戰，但畢竟沒有發生。作者相當肯定蔣先生的期待，認為蔣先生具有戰略高度，有睿智；但若比對他的日記，可以發現蔣先生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常有個人偏執。日俄關係固然險惡，但推斷「即將」大打出手，也只能是一廂情願而已。作者通過日記研究蔣中正對《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反應，又認為蔣有「日蘇必戰情結」，從「睿智」變成「情結」，這其中很有商榷餘地。
從反面觀察，日本席捲東三省和熱河，蔣先生既有假手蘇聯以制日的想法，不能不追問，蘇聯何以未有大動作？也不能不追問，何以蘇聯和日本妥協？中共又為何轉而聯蔣抗日？事後觀察這是史達林為免東西兩線作戰，不因蔣中正剿共而改變，依然認定有必要支持蔣中正的領導地位，這就是一個戰略選擇。
中、蘇於九一八事變後，1932年12月12日恢復邦交；1935年8月1日，中共從莫斯科發出「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內戰；在史達林的干預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收場，國共再次走向合作；七七事變後，中、蘇1937年8月20日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史達林也願意提供並擴大軍援，但拒絕結盟，這些都出自史達林的策略運用，若要說謀略的深沉，兩相比較，史達林豈不是比蔣中正更勝一籌？
就命題和結構言，「蔣介石與日本」是一個對稱題，副題為「一部中日近代關係史的縮影」，只是作者將重點集中在蔣介石身上，在評介相關論著時，純以蔣中正傳記為主，而缺乏中日關係的論述。雖然這是作者的設定，然而，蔣中正站在歷史舞台上，若有一幅可以鋪陳近現代中日關係的背景，不就更能顯現蔣中正的形象和影響嗎？如果真的做到，作者不就真的成功實現為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野，為雙方史學界培養共識，讓民族間的和解，得以搭建起溝通的平台嗎？但我不能否認，本書讓學界在研究蔣中正的歷史研究論，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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